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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封镇位于太原市清徐县县城东南40里，是县内清源、高白、尧城(古陶唐镇)，徐沟、大常六大古名镇之一。

孟封镇历史悠久，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于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灭郭氏，魏献之为政，分其地为七县，孟封是当时的孟氏封邑，故得名孟封，至今已有整整2520年历史了。

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孟封镇的繁华。当时孟封村内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仅耆老记忆中的就先后有：六合庆、乾亨顺，东盛恒、永发兴、庆丰祥(后为万和泰)、六泉粮店、店东大多为孟封村人;大成店，义合源两家车马大店(兼留宿行旅客商)德和成、宝聚兴、和记等数家杂货店;药店有协升泰后改为广恒茂;两家柜架(家具)铺，一为天义成，另一家店名不详;两家打制大车的木工作坊，一家为石记大车铺，(东家为本县北东社人，后留居孟封)，一家为张记大车铺(东家为祁县人);当铺有永济当和乾顺当两家;赁铺有义和园、泰来吉、德合元三家;一家绸布庄，店名聚义生;一家烧锅(制酒作坊)，前店后厂，店名五合泉;此外还有饼面铺五、六家，肉铺二家，醋坊、粉坊面食品加工作坊也为数不少，全村合计店铺作坊有三、四十家之多，且大都集中在村中化成寺周围。随着商业的发展，社会上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一大批商人、作坊工匠，搬运工人，医生和操办红白宴席的厨师，起盖房屋和看地理风水的阴阳先生算命打卦的先生术士。更加造就了孟封的繁荣。

农历正月初八，为孟封村内化成寺庙会之日，又因孟封是县内东南方大村，故从满清同治年间，每逢农历单日，又是村内集市。这时附近周边各县的商贩，皆云集村内。村内大寺附近的大街小巷，卖各种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农具及牛、马、猪、羊的货摊，占满街道两旁(正月初八庙会主要卖各种烟花爆竹)，村内人山人海，挤拥不动，街道上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买卖人的吆喝之声，讨价还价声及骡、马、驴、猪、狗、鸡的嘶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煞是热闹。

孟封村中心，有一大型寺庙，即上面提到有“化成寺”。据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编纂的《清源县志》记载：孟封化成寺建于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距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了。元朝盛行佛教，当时该寺香火鼎盛，每逢佛教庆典节日，善男信女云集，皆来烧香拜佛，许愿还贡。据耆老言讲，该寺的最后一个和尚叫金亮，金亮师父园寂于寺内，时间约在日本未入清源的1936~~1937年。和尚没有了，化成寺则成了孟封村的政权中心——村公所驻地，后来，该寺又成为孟封周围各村的完小，设初小、高小两部，附近各村之高小学生，皆在此就读。

化成寺分前、中、后三部分，前殿的东西两角建有钟、鼓二楼，前门分三个，左、右两个边门长年敞开，中间大门经常关闭，除非重大盛典或要人名士来参拜查访，才大开中门迎宾。后面大殿为大雄宝殿，供奉过去、现世、将来三世佛，其余殿堂、世人已都不知情了。

化成寺的正南方向有一个景致可观的戏台，戏台前是广阔的戏场，戏场靠北近大街的地方，建有一座雅致古朴的三开楼牌坊。五四年唱汾阳鼓汾剧团的猴戏——《闹开宫》时，因台口低矮施展不开，故拆了重建，不几年后就又移到寺圪垛西，旧戏场则盖了民居。戏台的几次拆建，充分说明了孟封地区的人对戏剧文化生活的热爱与向往追求。

早在光绪十年，就有东罗村人时成瀛创办的“小梨园”戏班，培养出三生儿(孟珍卿)，天贵旦(王春元，王答村人)，自生旦等一批著名晋剧艺人。清光绪XX年，孟封村民刘臭三又与三儿生在孟封村办起“小荣梨园”娃娃班，民国十七年(1928年)，刘臭三又重金聘请名角入园，当时须生有十三红(张景云)盖天红(王步山，原籍河北，幼处随母到了王答村)，正旦有王桂香(艺名二女则)，大妞妞，小旦有筱桂桃，毛毛旦等。当时该园号称山西中路梆子第一班，名躁一时，红遍太原、晋中各府县。后徐沟《小自诚园》与《小荣梨园》合并于孟封。《小自诚园》教师多由大班演员兼任，有当时晋剧名师狮子黑(乔国瑞太谷西里村人)、说书红(高文输)、十七生(董金福)、大珠珠(胡林旺)及抓心旦(黄免则，定襄人)，晋剧名伶刘芝兰则出自该班，出色的还有南路生志海与花脸志忠;北田旦(榆次北田村人)，王正奎则出自孟封“小荣梨园”娃娃班。

孟封村地势低洼，村外土地都高于村内，因而村民沿村四周，修起高大的护村堰，1977年8月2日，东罗村北乌马河决口，(农历6月18日，因本人参加此次防汛，晚上在乌马河滩上还睡过二夜，故记忆得很清楚)河水四处泛滥，孟封村组织村民护村，河水还险些从村东南、村南进了村内。因而在村中化成寺西紧贴化成寺的地方，有一个大水池，俗称“寺圪垛”，是雨后村内各街巷的退、集雨水之地。奇怪的是，“寺圪垛”的水，即使在大旱之年，也从未干涸过。还有一个传说，记不清何年何代，天下大旱成灾，就连汾河也滴水全无。化成寺大殿之内，住有一条大蛇，到处找不到水喝，一天夜里，将身、尾盘在殿上，把脑袋伸到寺圪垛才喝足了水，这一传说，至今还广为流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说寺圪垛显了灵，水井有冰片味，是神龙(蛇)光临之故，迷信的人求神看病，取寺圪垛的水为药，据说还真治好不少人的病，因而几十里之外的人骑马坐轿也来求药，六十年代又有过一次，但迷信的人就少得多了。

孟封村还有一处名胜，好居于村东北角(孟封中学东南原三队的打粮场)不知建于何时的玉皇阁，玉皇阁供奉的主神当然是道教中的玉皇大帝了，玉皇阁建筑设计新颖，结构严密，四周飞檐挑角十分精致可观，民俗传说：锦州的狮子应县的塔，比不上孟封的玉皇阁，可见玉皇阁当年的风采，确为迷人。阁楼总体为长方形，分上、中、下三层，高度在15米左右(村民说有四、五丈高)，神阁在二、三层楼上，二层楼台后部是一个大平台，上植奇花异草。据说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一次维修中，在二层台上再建三层楼时，不知什么原因，总是前面盖起后面塌，后面盖起前面塌，因而只盖成了前殿，后部留下一个大平台，形成了一种奇特少见的格局。日寇入侵占领孟封后，长期被日伪作为碉堡据点，日寇战败光复后，又因为作民闫锡山军队的据点而毁于战火，后闫锡山大搞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失尽民心，退守城镇，又大搞堡垒战术，在1946~~1947年间，玉皇阁被彻底拆除破坏，砖石运往清源修了碉堡，可惜这一宏伟的可特建筑，就这样被彻底毁坏了。

最后再说一下孟封的风味小吃，闻名晋中的孟封饼，孟封饼是老年人最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它在一斤精白面粉中，掺入四两油，四两糖(指当时十六两的老称)，在吊炉中烧烤而成，该饼个头不大，两面呈金黄色，(吊炉有上、下两层火)食之甜绵可口，酥软味香，不用咀嚼入口即化，下嚥之后，余味悠长，是走亲访友时馈赠亲友、孝敬老年人之极佳食品。说到孟封饼，还有一个小故事;孟封村有一赵财主，家里雇有临村南里旺厨师一人，(也有人说是本村著名饼师)。一年赵财主作寿，令厨师不惜面成本，为他做饼待客，并拿来整篓油、整袋白糖，对他说：怎么好吃你就怎么做。厨师又要来半篓香油，和面时，不慎将油翻到了面案上，为怕财主责怪，就全部弄到面缸之中，再加上白糖，开始和面，谁知左揉右揉，也将面揉不成团，又加了一些白面后，才勉强揉成一团捏成饼状，扣在火炉中。因为油太多，因而一翻动，饼就碎成小块。眼看午饭时间到了，也没有烤出一个完整的饼子，只有一锅碎圪瘩瘩，厨师急得手忙脚乱，满头大汗。这时财主派人来催问饼子是否烧好，厨师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说饼子已烧好，财主在预先亲口尝一尝，厨师只好拿了几块送云，财主一看，不是饼子而是几块碎圪瘩瘩，非常生气，瞪着眼睛说：“你烧得这是些什么东西?”厨师急中生智回答：“这是为你高寿特制的锅块，好吃得很，吃了能长命百岁，不信你尝尝。”财主面带怒容夹了一块放到口中，果然又绵又甜，又香又软，这才转怒为喜道：“准备开宴。”祝寿的宾客吃了饼块后，个个赞不绝口，都说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锅块。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孟封锅块的名声越传越远，越传越响。这个厨师因祸得福，回家后反复试验改进作法，确定了最佳配方为四油四糖。这样做出来的锅块，色香味俱佳。后来他制作的锅块食客如云，销路极好，常常是供不应求。过往客商吃后还要携带几个回去，让亲属品尝。因而名声远播，几百年来盛名不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西太后逃难路经徐沟，吃的就是孟封饼)。这就是后来风味独特，香酥甜美的孟封锅块。年长日久，人们为称呼顺口方便，就渐渐叫成“孟封饼”，而不叫锅块了。

孟封镇以历史上看，一直属清徐县管辖，今该镇辖25村，历史上最多时辖过29村，附近村村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孟封村村东北七里的尧城，是古圣贤尧王当年建都的地方。

相传在原始社会末期，尧为我国黄河流域陶唐氏族(汉族的前身)的部落首领，他姓伊祁，号放勋，字陶唐氏，简称唐尧。陶唐开始生活于河北涿鹿、怀来一带，尧担任部落联盟领袖后，便带领他的部落，徒步来到山西境内，寻找选择生存的优势地方。来到当时的尧城后，风尧城一漫平川，气候温和宣人，土壤肥沃，雨水充足，又有东来的象峪河(源于榆次)，南来的乌马河(源于太谷)灌溉，于是他们便选定了这一风水宝地，在这里开荒垦地，饲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

《山西通志》卷三载：太原县(今晋源)府城西南40里，唐尧始都于此，后因水患太盛而迁河东平阳(今临汾)。

《明一统志》又说，帝尧自涿鹿徙都于此，俗为尧城。

《帝王始记》载：尧始于唐，后徙晋阳(尧城时属晋阳管辖)，及为天子都平阳。

《尚书古文疏证》载：尧为天子，始都于晋阳，后迁于平阳。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尧城曾是帝尧第一个建都的地方。

相传尧在此地时，还令他的天文官羲仲，羲叔与和仲、和叔两对兄弟分驻尧城东西南北四方，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状况。他们在观察中，发现村北有一种奇异的草，因其叶子象荚，故称蓂荚草。此草前半月每日长出一片叶子，十五日后，每日落后一片。月小则一荚焦而不落。他们又观察到月相的盈亏变化周期平均为二十九天半，据此，尧制定出朔望月(农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又根据天气的冷暖温凉和昼夜的长短变化制定出四时(春、夏、秋、冬)、八节(非节日、乃二十四节气中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季节的研究直到夏朝才逐步完善为当今的四季和二十四节气，制定出夏历(即今之农历)。尧时四季八节的制度，是继黄帝之臣大挠作甲子纪年后的又一伟大创举(从黄帝纪元起，到公元1984年，已历78个花甲，至今共4704年)。尧时四季八节的制定，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卓越才能。

尧城是后人为纪念帝尧而修建的城堡，始于何时，因时无记载，故无可稽考。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重修南北并建桥记》中也说：城市不知创自何市时，只叙明初修葺过一次。当前发掘出的一通清雍正四年(公元1125年)的《圣师寺重建碑记》中，叙寺始建于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直到清末民初，尧城仍是一座规模完整的城堡，后因同蒲铁路的修建，尧城才失去其地理优势(尧城为京——西官道的必经点，驻有驿站，官道沿路有烽火台，尧城村西南，村东北至今仍有南台，北台遗迹，同蒲铁路修道后，京西大官道渐渐失去其作用)。又由于“事变”后日寇的入侵，尧城才渐渐衰落为普通村庄。

1、女村民轻信巫师驱鬼治病木桶内被活活蒸死

2016年2月27日，四川省广元市渔龙村一农妇轻信巫师用木桶熏蒸能驱鬼治病，而被活活蒸死！

“她就是坐在这个木桶里被蒸死的，当时我是听到她那痛苦的哭喊声赶来的。她患病几年了，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治好，没有想到他们会用这种办法来给她治病。”

据四川省广元市渔龙村村民刘军讲，2月27日晚9时许，他同其他村民听到了邻居李某很伤心地大声哭喊着，便不约而同来到她家一探究竟，发现是李某的家人请来当地巫师樊某和胡某在给她做道场驱魔治病。

村民们看到李某被装进密封的木桶内正用柴火在热蒸，李某在桶内大呼受不了想出来。有村民便叫正在实施法术的巫师赶快放人出来，否则要出人命。不料，巫师却说那哭声不是李某所发出的，而是缠在她身上的魔鬼在受了他们的法术在叫，并称再坚持一会儿就可以驱走李某身上的鬼魂了。

随后，村民们强行将痛苦挣扎的李某救了出来，发现她脸上已变成乌色，无法站立。村民们有的去找医生，有的扶她进屋休息。遗憾的是，李某被村民们救出后不久便失去了生命体征，经赶来的医务人员抢救无效死亡。

2、河南鲁山连杀8人灭门案：因邻居装镜子影响自家风水

2014年河南平顶山村民李领涛因邻居装镜子影响了自家风水，怀恨在心，将邻居一家8口残忍杀害。

据调查，李领涛因对门邻居张某，在大门上安了个镜子，李怀疑邻居家的行为影响自家住宅风水，遂对张某及其家人心生怨恨，伺机报复。

2014年5月20日晚，李领涛先后到被害人住处，持铁棒、斧子、瓦刀等工具行凶，导致7人死亡1人重伤，随后受重伤人员也在送往医院途中经抢救无效死亡，包括3名小孩、2名老人和3名成人。案件共涉及三个家庭，其中被害人共两户，为兄弟关系。41岁的行凶人员李领涛在行凶后投案。一审被判死刑。

3、老太信巫婆认为俩月大孙子是“害人精”将其遗弃

被“巫婆”蛊惑，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怀疑仅出生两个月的孙子是个“害人精”，竟瞒着儿子儿媳将襁褓中的孙子遗弃在树林中。

2015年7月29日晚，亢彩芹两个多月大的孙子发高烧，浑身发青。亢彩芹想到此前有一个“巫婆”来她家中讨水喝，看到其孙子时说：“这个小孩只能活3个月，如果不把他丢掉，家里会有大灾大难。”

她顿时觉得“巫婆”的话很灵，便趁儿子儿媳不备之机，将襁褓中的孙子扔到南湖河堤的树林里。

回家后，当儿子儿媳询问孩子的下落时，亢彩芹谎称孙子已经死亡且隐瞒了遗弃地点。7月31日，婴儿被附近村民发现，并抱回家中暂时收养。

得知孩子没死后，亢彩芹主动投案。后来，婴儿被其父母接回家中。经安徽省宿州市桥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亢彩芹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4、浙江一女子临产公婆迷信时辰还没到再等等胎儿呼吸微弱全身发紫

2016年7月，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一女子临产，医生建议剖腹产，但是公婆迷信，觉得时辰没到，阻拦提前剖腹产，这让女子受到不小的伤害。

据悉，在7月12日，女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已经怀孕38周了，不过发现胎儿脐带绕颈3圈，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女子自然分娩困难，会发生意外，就要求孕妇剖腹产。

不过女子的公婆说，7月20日才是好日子，还是那时候剖腹产吧。医生劝说了半天，也说了危害性，这对公婆也没答应。于是医生建议孕妇要注意一些情况，及时观察胎动的情况。在7月16日晚上，女子肚子疼得厉害，家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发现她的宫口已经开了，胎儿的胎心很微弱。立即进行手术。

然而，这对公婆还说要再等等，这下医生急了，救人要紧。发现胎儿的一只脚已经出来了，再往下，脐带就会被拉紧，胎儿生命随时有危险。直到这时候，这对公婆在同意剖腹产。手术的时候，医生发现胎儿全身发紫，心跳微弱，他的呼吸道中吸入了大量胎粪。不过还好，最终母子平安。

5、迷信驱鳖精，将人活活打死

2015年8月26日下午6时许，杨某、张某和被害人王某相约一起到河南省汤阴县古贤乡南周流村岳飞先茔庙内烧香拜神，后三人在该庙内留宿。

当晚21时许，杨某、张某以为王某“驱除体内鳖精”为由持木板、板凳等物对王某身体实施殴打，致王某死亡。经法医鉴定，王某系被他人用钝器打击背臀等部位致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家住安阳市文峰区的杨某、王某和汤阴县的张某有着上山进庙、烧香拜佛的共同爱好，为此经常相约而至，结伴而行。慢慢地，深信迷信的三人愈发无可自拔。

王某由于经常跑山，甚至吃住在庙里几天不回家，为此，家里人一直反对王某外出，多次劝阻也都无济于事。今年4月份，王某的女儿生了小孩，原本以为王某可以抽出时间在家照顾女儿，谁知为了还愿，王某往外跑的更勤了。王某的行为遭到了家里人的极力反对，多次发生争吵。

王某不仅不听，反而把自己关在屋内以绝食抗争，家人没有办法，只好就此作罢。

9月26日，因张某的女儿前两日生了个男孩，欢天喜地的张某自以为是在神灵面前烧香拜佛的功劳，便和王某、杨某一同前去汤阴县的一座寺庙烧香还愿。

三人在寺庙内进香祷告后，杨某和张某怀疑王某被鬼怪附体，便想法赶走，起初，二人以摔碗试图驱赶，见不起作用，就用拳头狠狠拍打王某，仍然无效后，杨某、张某竟拿来厚木板，朝王某身上一阵乱打，十余分钟后，二人见王某四肢发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才慌了神，但等医护人员赶到后，已为时太晚。

据《祁县志》康熙四年版载：“置里镇置市集奠民居而通民财也。”“县市奇曰各街轮开自辰至午。十五日为上元节祭天地，设鳖山，悬花灯，放烟火，聚欢弦歌，有太平景象。”可见，当时太谷县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民间文艺也比较活跃，走村串乡的艺人来往不断。据清代《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五刑杂犯》法令：“民间如女中有一等秧歌脚惰民婆，及土妓流唱、女戏游唱之人，无论在京在外，该地方官务尽驱回籍……”康熙十年，禁唱秧歌妞女条：“凡唱秧歌妇女及惰民婆，令五城司坊等官，尽行驱逐回籍，毋令潜住京城……”当时太谷县一带经济优裕，交通畅达，卖艺求生的“凤阳花鼓”艺人，来到这里学唱流行的秧歌，以演唱为生计。这说明秧歌较早就见于文字记载了。

清康熙四十七年，孔尚任《平阳竹枝词》第一首“踏歌词”有：“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舞袖弓腰都未忘，街西勾断路人肠”。从词中可以看出凤阳少女在平阳（今临汾）表演凤阳花鼓踏歌的情景。太谷秧歌歌舞节目《打花鼓》中亦有：“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锣鼓介：呛得隆咚呛）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花鼓夫妻没得卖，身背花鼓走四方（锣鼓介：呛得隆咚呛），南京收了走南京，北京收了到北京，南北二京全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锣鼓介：呛得隆咚呛呛！呛得隆咚呛！呛得隆咚呛呛呛！呛得隆咚呛！）又《缀白裘》中多处谈到凤阳花鼓，如：《闹灯》中有：“凤阳女，花鼓敲，打锣的男人跟着跑”之句。可见凤阳花鼓于清初就流行到了山西南部、中部一带。

《平阳竹技词》第二首中的。“踏歌词”“蹴鞠场中不用球，轻轻对踢眼斜瞅，分明学得秦楼舞，五彩裙边露凤头。”描绘了两个秀丽女子表演踢球游戏的情景。太谷秧歌中的《踢僦球》，又名《踢绣球》，也是姐妹二人表演踢球。唱词是：“二月里来龙抬头，姐妹三人踢蹴球，大姐姐踢了个龙摆尾，二小妹妹来接球。走三走，扭一扭，踢了个狮子滚绣球，哎咳哎咳，踢得咱家姐妹二人，两鬃间儿、水汗珠儿，滴淋淋淋往下流，吼吼吼!”两者对照，充分说明《踢蹬球》确是凤阳花鼓艺人所传播：又如《采花》、《采莲》、《珍珠倒卷帘》、《十二月对花》、《荣莉花》、《小放牛》等一批节目，也是当时流传到晋中一带的歌舞节目。

凤阳花鼓艺人的活动形式是：每到一地，由二人打鼓敲锣、引来了观众，先唱“凤阳歌”、“广东调”、“满江红”等小曲。接着表演歌舞节目“踏歌”等，有时也唱几段北方流行的秧歌曲调，以迎合当地观众的喜好。这种活动形式，被晋中民间艺人吸收、溶化，逐渐发展成了踩街秧歌队。

踩街秧歌队的表演形式，是由俊扮和丑扮两个公子相配，手持折扇领头，带领身背花鼓的女角色和拍小钗、敲小锣的男角色共二三十人，分两行沿街行进表演，炮声响处，走至迎接的户主门口，由领队公子咏颂，如：“男人种地女织布，和和气气闹家务，指望今年收成好，儿孙满堂全家福。”之类的即兴顺口溜，朗诵完毕，两三个演员进入场地中央，边舞边唱小曲，表演歌舞小戏。之后继续前进，直至踩遍各街为止。所表演的节目，如：《写十字》、《十把扇》、《游社社》、《看画儿》、《四保儿上工》等。其中，有第一人称的歌舞小戏，也有第三人称横排式的歌舞节目，他们唱见闻、数典故、叙景致、表古人，故事情节均较简单。歌舞时没有弦乐伴奏，只是轻敲鼓边轻击锣钗，掌握节奏。舞蹈动作也较简单，但却是歌中带舞，歌舞结合，这是太谷秧歌发展历程中的重大突破。踩街秧歌活动的时间较长，一直延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消失。清乾隆六十年刊印的《霓裳续谱》云：“[秧歌]凤阳鼓、凤阳锣，凤阳姐儿们唱秧歌。”太鼓秧歌《打花鼓》中也有：“夫妻双双出府门，海走天涯唱秧歌。”唱凤阳花鼓艺人到了北方，也随着北方的风俗习惯唱秧歌了。虽然凤阳歌与秧歌的曲调，在调式、调性、音韵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互相吸收、溶化，逐步成了一体，统称秧歌，而风阳歌的名称在北方也逐渐消失了。另外，还吸收了“莲花落”的格调，按《津门杂记》云：“北方之唱‘莲花落’者，谓之‘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戏也。”又云：“后有人改名太平歌词云”。“莲花落”是夹说夹唱的一种说唱艺术，用竹板打节拍，每段常以“莲花落、落莲花”一类的句子做衬腔或尾声。太谷秧歌《烙碗计》剧中，丑角学唱“莲花落”词：“呱哒儿呱，呱哒儿呱，花鼓汉子把话明，再把妻儿叫一声。”这是以“莲花落”形式唱《打花鼓》中的唱句。又如《小放牛》唱词：“打个什么锣？打个太平锣；打个什么鼓？打个凤阳鼓。”念白中有：“口儿里唱的都是莲花落吆降呀咳。”又唱，“一喷一朵莲花，花开一朵美。”又《打花鼓》中唱，“转过这条臭胡同，咱们再唱莲花落。”这说明凤阳花鼓艺人流串到北方后也唱“莲花落”。这都对太谷秧歌的丰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此，太谷秧歌曲调增多了，剧目也丰富了，并且增加了数板与念白和唱完有说，说完再唱的节目。当地艺人也编出不少剧本，如：《割田》、《大挑菜》等，还有另一种形式，丑角上场先说一段与剧情无关的杂说，如：《双唤妹》、《碾糕面》等。这种有歌有舞有说的三结合节目出现后，对太谷秧歌又是一个大的发展，而且孕育了戏曲化的胚胎。

清嘉庆、道光年间，太谷、平遥、祁县等县的商业蓬勃兴起，商人四处经商，外地商人也频繁来这里通商。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交流传播。当时人们对时兴小曲，流行珍戏倍感兴趣。如：《走西口》、《金全卖妻》、《小上坟》（是水秀的故事）、《放风筝》等剧目，都是这一时期由外地传来的。在这些剧目的影响下，启发了民间艺人编唱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口头剧目，如《割田》、《回家》、《柚筒记》、《当板箱》等。这说明秧歌戏曲中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道光年间，晋中平原农村，成立了许多“自乐班”组织；据晋剧票社活动家郭少仙（已故）讲，他在太谷韩村时曾看到该村“自乐班”的一只衣箱，上写：“道光十九年立”等字祥。又据老艺人大四儿旦[已故]谈：“自乐班的组织，最迟是在清朝中叶，即太谷商业发达时就有了”、当时农村一般是踩街秧歌活动，后即登上台子演出。台后设一卯桌，上插“同乐班”、“喜乐社”等产类的慢帘。节目有小曲曲、歌舞小戏、杂说、秧歌等。不过秧歌戏是占主导地位的，并有武场配合，如《郭巨埋儿》、《巫神》、《劝女》、《缝袍子》、《王婆骂鸡》、《卖豆腐》等。从此，秧歌戏的胎儿产生了，这也是太谷秧歌的发展，由渐变到突变的重要标志。秧歌艺人登台演出后，起初在本村演出，后出村出县演出。据晋中地方志办刘俊礼同志从清徐县尧城村见到舞台墙壁上记录有光绪二十二年的演出剧目：“五月初七日，太谷德胜社，首日《吃油漠》、《采茶》。午《换碗》、《求妻》、《哭五更》。晚《翠屏山》、《火算命》、《卖豆腐》。”太谷德胜社，据说是由太谷县名艺人“老双龙”、“四杆旗”两师傅组织的半职业性班社。这类班社的出现，说明太谷秧歌的发展又前进了一步。

民国15年前后，太谷秧歌艺人，根据当地真人真事编出了一批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生活的秧歌戏，并创作出一些新曲调，一直流传至今。如：《唤小姨儿》、《做小衫衫》、《十家牌》、《送樱桃》、《跟大嫂顶工》《送情郎》等曲调。但其中的一些剧目，有淫荡低级下流的内容和表演动作。如《钻幌帐》、《脱裤子》等，这是太谷秧歌发展中出现的一股逆流，也败坏了太谷秧歌的声誉。

在这一时期，有些晋剧艺人，曾与秧歌艺人合作，改编和创作过不少优秀秧歌戏。最早创办太谷秧歌剧团的是贾堡人高保昌他对太谷秧歌情有独钟。常常和喜爱太谷秧歌的人们聚会，邀请晋剧名旦“二蛮旦”创办了“武秧歌”采用老西调演出《杀嫂》等剧目在当时很有名。涌现出了一大批秧歌爱好者，在音乐和唱腔方面，也大有改进，戏曲韵味也浓，是太谷秧歌中的优秀节目。现在除《恶家庭》外，其余节目，仍流行演出。晋剧和秧歌，这两种姐妹艺术的艺人，还一起组织“风搅雪”班子，同台演戏，既演晋剧，也演秧歌。

晋剧艺人在表演、化妆、服装等方面，给秧歌以重大影响，对提高秧歌艺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晋剧和秧歌艺人，互相配合，共同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太谷秧歌剧种，很快推广到了晋中10多个县，它在群众中的声誉，也越来越高。在日寇侵华时期，敌占区的太谷秧歌艺人，多遭残害流散[大要命,二要命，三要命]，演出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即使少数艺人有所活动，也无人管理，许多上演节目陈旧，有的不堪入目。然而，在抗日根据地的晋绥边区，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七月剧社”、“大众剧社”、“五五剧社”和“人民剧社”等革命文艺团体，曾以太谷秧歌形式与声腔艺术，演出过《闹对了》、《刘巧儿》、《以毒攻毒》、《两亲家》《兄妹开荒》《妇女自由歌》等剧目。这些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和生产积极性。

晋绥边区当时流传着两种秧歌曲调与剧目，两者风格特点不同，名称混淆。后经晋绥文联召集戏剧工作者磋商，定为二者从地域上区分名称，即“陕北秧歌”、“晋中秧歌”两种，从此晋中秧歌剧名的出现，代替了历史上统称的“秧歌”。新中国成立初期，太谷县共有业余秧歌剧一百多个[几乎是村村有剧团]，艺人12000余人。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秧歌，精华与糟粕并存。在表演上既有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艺术，也有摄取的生活中丑恶淫秽的渣滓。1951年 5月 9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代的指示》后，各级领导和文化工作者，明确了既要继承遗产，又要改革创新，反对保守思想，反对乱加干涉和如何使秧歌艺力发展前进的方向。于是，便着手开展搜集整理工作，教育团结艺人，提高自身素质，为改革创新创造条件。

同年11月间，榆次专署文教局，组织太谷、文水、交城、祁县4县的名老艺人和文艺工作者，在演出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推陈出新”的工作。从而，剔除了不健康的东西，整理改编了《新打花鼓》、《缉草帽》、《五秃嫂逃婚》、《下山》、《三十劝劝》等一批传统秧歌剧目，移植上演了《挑女婿》、《送嫁妆》等现代戏，并在声腔、音乐方面，加强了节奏性，丰富了锣鼓点。有的剧目，还配以弦乐伴奏。从此，太谷秧歌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太谷秧歌剧种名称的诞生，是继晋中秧歌之后的又一次改革。民国20年前后，太谷县的秧歌艺人，创作演出的剧目与曲调，曾轰动一时，传布甚广。因此，太谷秧歌名称的诞生是符合上述实际情况的。另从地域上看，晋中范围内，除有太谷秧歌外，还有介休的干板秧歌，汾孝地秧歌，晋源秧歌（太原南郊区），祁县温曲武秧歌等。如果将太谷秧歌仍称晋中秧歌，就不切合上述实际情况了。因而，改革为太谷秧歌，是比较恰当的科学的称谓。再次，从沿革上看，太谷秧歌自清康熙十年至抗战时期，由秧歌改称晋中秧歌，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改称太谷秧歌，而流传至今，再别无他名。

1955年，榆次县成立了第一个专业剧团：“榆次县秧歌剧团”。演出了很多移植现代戏。如《朝阳沟》、《李双双》、《李二嫂改嫁》、《三换肩》等。也改编了不少传统戏，如《偷南瓜》、《当板箱》、《卖高底》、《卖豆腐》、《绣花灯》等，均受到观众的赞扬，以邱金兰为代表的第一代优秀女演员，出现在舞台上，这是太谷秧歌的新发展，尤其是出现了男演男、女演女的情况，男演女的历史开始改变。同时，全部剧目增加了弦乐伴奏，丰富和发展了击乐锣鼓点；改一剧一曲为一剧多曲。在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改进。从此，太谷秧歌走上了一条完善而又不失泥土气息、改革而又不变其特色的新型戏曲化道路，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飞跃。

1964年“四清运动”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文水工作队的某些人，写出《必须使太谷秧歌获得新生》的文章，其基本精神是全盘否定，把秧歌说得一无是处。这对各县秧歌的演出，大受影响。有的只演出移植的现代戏，形成了一条腿走路。

十年动乱中，太谷秧歌横遭祸害，全部被扼杀。榆次县秧歌剧切被解散；农村业余剧切也销声匿迹了。直到1978年，党中央提出了拨乱反正，太谷县成立了“太谷秧歌剧社”。在著名演员王效端（香蛮旦）培训下，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演出节目有：《逼婚记》《西厢记》《王老虎抢亲》等。1982年，晋中地区戏剧汇演时，青年演员刘丁英、籍红玉获优秀演员称号。此后，太谷秧歌开始恢复上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体制改革，农民经济收入逐年增长，生活越来越好。农民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渴求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这就为发展太谷秧歌，提供了有利条件。太谷秧歌艺人，为适应这一大好形势，努力地进行改革前进，如在体制方面，变官办为自愿组合，10余个业余班、社，自负盈亏，进行演出。在训练演员方面，采用自办、自育和师带徒的办法，几年来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秀和拔尖演员，活跃于舞台上。不少班、社，演出效益很好，收入颇丰，观众反映热烈。